当代花鸟画面临着与其它中国画种同样的课题。一是传统艺术精神所代表的艺术模式现代化的课题;二是全球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不断翻新的时尚潮流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如何平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及外来文化关系的课题。

　　在中国写意花鸟画中，画家虽然以具象的花鸟作为绘画的主体，但要传达的还是主观精神境界。因而，在写意花鸟画的意境创造之中，透过特定的艺术形象所传递出来的，常常是画家融入其中的一种暗示的、潜在的特定思想、意蕴或情绪。这种东西，只有创作者和欣赏者在审美心理上得到沟通时，其中的意境才会浮现出来，从而引起审美上产生的共鸣。

　　就写意花鸟画而言，只有实景的描绘，而缺少想象的创作审美构想的自觉渗透的话，那么，作品也就很难在审美创造或艺术欣赏中生发出对于意境的联想，但实景又是意境得以发生的对象。写意花鸟画在意境的创造中，不能忽略对于实景的描绘;而同时，又要在笔墨创造之中，自觉地将生成意境的审美意识渗透其中。只有在有虚有实、虚有实指、虚实相生的艺术描绘之中，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同时重视画外之韵，方可在花鸟画的写意笔墨之中，生发出高远而沉遂的意境来。

　　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进程中，向来文人画起着主导作用，重神似而轻形似，重在表达心境和创造象外之意。这种创作的艺术倾向，也即意境创造之中要求的有虚有实，虚实相映。文人画以其灵动而富于变化的笔墨入画，能激发联想、耐人寻味、富于神韵，从而，在意境创造上，也就更生动、深沉、促人遐想。

　　宋代苏东坡可说是文人写意画的创始人了，他特别推崇王维作画的“得之于象外”，主张绘画 “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因此，他自己作画也是重在抒发意绪，重在诗意和意趣的开发上去开拓意境。

　　自苏轼以后，以学养、心境而去开拓画境的文人写意花鸟画一直川流不息，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创造意境的笔墨也在不断更新。我们从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发展之中不难看到，由于文人独到的审美意识的介入，使得写意花鸟画意境创造的境界得以不断地拓宽和深入。

　　明代号称“白阳”的陈淳和青藤、徐渭，大胆创新，把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意境创造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徐渭，以自己的生活态度、文学体会而去创造画境，不求形似求神韵，他的笔墨恣肆放纵，狂倾放达的心境于笔端，创造出了一种旷达高远的和他的心灵相通的画境。至清代，写意花鸟画在八大、石涛等人推动下，依然生机勃勃。八大山人擅长书法、善作诗文，所作写意花鸟，大笔重捺，泼墨狂放，形象夸张，而作品空白之处，则有空蒙幽远之意，其意境创造中明显地反映出了他的人格追求和处世态度;晚清的吴昌硕，他把自己豪放、豁达的性格渗入了充满磅礴之气的绘画之中。以心境而去创造意境，在意境中也曲折地反映出了心境。

　　将金石学的拓展融入于绘画之中，为写意花鸟画的形式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以吴昌硕为首的一大批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画家云集上海，他们吸取了徐渭、八大山人和八怪的笔墨精髓，在意境创造中将诗词、书法和篆刻融入画中，形成了风格独具的一代新风。使花鸟画进入了一个高逸的阔达境界，创造出了一种深远耐人寻味的意境。

　　由此可见，写意花鸟画中的意境创造，始终是历代花鸟画家所追求的一个审美目标。而画家们结合着时代的发展和个人特点，也赋予了意境创造中鲜明的时代精神与个性风格。写意花鸟画的意境创造就是这样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地在形式和内容上延伸发展着。意境创造中追求景中之情、画外之意的基本规律虽然不会有大变，但是，在时代的进展中，意境的内涵却也在不断地充实和变化着，创造意境的艺术语言也会在观念更新之中，不断加以求变。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发新题材、发现新材料、表达新事物，我想也是融入当今花鸟画家开拓和深化写意花鸟画意境创造之中，应当执守的一条艺术定律。

　　由于中国画独特的观察方法散点透视的运用，使写意精神成为中国画的传统艺术创作观，它有别于西方绘画焦点透视的观察方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语言。写意不是简单的去描绘似是而非的形象和含混不清的图象来写其大意。所谓写意，是指画家对于时代、民族、社会、自然等一切的深邃体察，在心中蕴积成的一种直觉和凝练的感情，并借助于客观物象和笔墨表达出来。在写意精神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画既强调客观真实又很注重主观创造;既有具象的内容，又有抽象的概括;既有再现，又有表现。这些对立的方面在中国画中没有互相排斥，也不是机械地拼凑，而是有机的合成为一种审美要求。只有这样有机相合成，才构成了中国画的审美观，只强调单一方面的绘画形式，都不能体现中国绘画的写意观。